脑瘫女骑手送外卖7年——事件、现象的进一步思考

脑瘫女骑手送外卖七年，是一个事件；残疾人就业困难是一种现象；向身处苦难而努力的人群表达敬意，也是一种现象；“赞美苦难”也是一种现象。

这些事件和现象，需要社会及社会中每一个人进行思考。

脑瘫女骑手VS人民至上

2025年4月23日晚，“美团骑手”公众号发文，称目前美团已为文景开通残障关怀功能方便其送餐，并对其所有差评订单免责。

此外，美团已购买一辆全新电动车，方便她日常骑行。

美团表示，文景10岁的孩子在老家念小学，美团已提供了助学金，解决孩子目前至大学的所有学费。

据美团介绍，当前，有9564位残障骑手在美团跑单，美团已先后在全国实施了残障骑手电子沟通卡。

针对其中占比超80%的听障骑手，上线了听障专属标识、语音消息速转文字、专属语音通知取货等便捷功能。

励志的故事，个人可以感动，社会必须思考。

事件中的几个问题

据媒体报道：此前，她因身体原因被保洁、文员等工作拒之门外，外卖行业“无门槛”的特点为文景提供了就业机会。

给那些愿意工作的残疾人提供工作岗位，让他们有自食其力的机会，这种做法值得鼓励，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愿意这样做。

但是，根据媒体报道，她每日工作超过12小时，累计完成7.3万单外卖配送，摔坏6辆电动车，甚至因频繁摔跤全身布满伤痕。

这种工作强度真的适合一个脑瘫的女性吗？

七年了，某平台难道从来没有考虑上面的问题吗？

七年了，某平台给她交纳社保了吗？

媒体对于这个事件的赞美而不是反思，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正常表现吗？

文明社会必须警惕道德陷阱

个体的坚韧值得敬佩，但是苦难本身不应当被赞美，更不能神圣化。一个健康、文明的社会，每个人必须尊重那些在逆境中拼尽全力而生存的个体，但是必须反思导致苦难的原因，并努力改善。

文景的故事，仿佛让人看到一棵在石缝中顽强生长的野草，让我们惊叹生命的顽强，但更应当反思：她的生存如此艰难是必然的吗？

正常的社会，不应当把苦难包装成励志故事，更应当通过努力让这样的故事不再发生。

真正的文明，不是歌颂有人能在洪流中挣扎求生，而是修建堤坝让洪水不再泛滥。当我们为“摇晃却不倒”的身影鼓掌时，别忘了追问：我们为何不能消除产生苦难的土壤？

“赞美苦难”背后的认知陷阱

任何一个文明社会，为了生存而抗争不能被异化为合理化压迫的工具，更不能成为其借口。“赞美勇气”与“美化苦难”必须有明确的界限。

文景的故事，触动人心的是她面对先天缺陷与社会歧视时的不服气的精神，而非脑瘫或贫穷本身。如果舆论一再地强调“苦难成就伟大”，难免陷入“成功必须经历苦难”的结论——这种叙事忽略了个体承受的系统性不公平，反而把它美化为“命运馈赠”或“成就人生”，从而掩盖了社会保障责任的缺位。

正如哲学家阿多诺警告：“奥斯维辛之后，写诗是野蛮的。” 任何对苦难的美学化，都可能掩盖社会不公平或现实的残酷性。

正常的社会必须警惕“毒鸡汤”背后的社会卸责机制。

当媒体或人们津津乐道“外卖骑手七年摔坏6辆车”的励志细节时，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追问：为何一个脑瘫患者必须通过如此高风险、高强度的劳动才能生存？

这个事件，或者说“残疾人就业”的现象，反映出残障人士就业支持体系的脆弱性。如果社会仅满足于对某个个体“悲壮奋斗”事件的赞美，而不是去追问“为什么残障群体活得如此艰难？”，实质上是用道德赞美替代制度保障，有“鸡汤”来掩盖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失。

文明社会必需的双重责任：尊重苦难中的尊严，消除苦难的根源。我们应当做的就是，承认苦难中的人性光辉的同时，拒绝苦难崇拜。

文景在采访中说：“我不需要同情，只需要平等的机会。”这句话表达了她对于个体尊严的要求，是她在苦难中发出的呐喊。这种渴求社会尊重的精神值得每个人敬佩，但是每个人更需要认识一点，真正的尊重不是将她塑造成“感动社会”的符号，而是通过无障碍设施、职业培训、反歧视立法等社会的制度性保障，让残障人士无需“伤痕累累才能证明价值”。

“苦难竞赛”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

当媒体渲染“脑瘫骑手日送50单”、“独臂教师坚守山村”、“90岁老奶奶街头卖菜”等案例时，无形之中就传播了一种扭曲的价值衡量标准——残障人士或弱势群体必须付出超常努力才能获得社会尊重。这种叙事实质上是把特殊群体的生存困境转化为“励志奇观”，忽视了文明社会对普遍权益的保障。

谁在制造“不得不赞美的苦难”？

通过这个事件，似乎可以管中窥豹，看到外卖骑手的“低门槛”的一个真实侧面。

表面上，外卖平台无差别地为残障群体提供了就业机会，但是其背后的算法带来的高强度劳动（12小时工作制、超时罚款），是否适配特殊群体？

文景摔坏6辆电动车、全身伤疤的数据背后，是平台与弱势个体博弈的残酷现实。“灵活就业”虽然成了社会就业的最后防线，同时，“低门槛”有可能沦为“高风险”的代名词。

社会就业的现实

媒体报道，文景曾被保洁、文员等岗位拒绝，暴露出《残疾人就业条例》在社会中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。2022年中国残障人士就业率仅30%，远低于普通人群。当社会无法在主流职场中提供合理便利，结果就是迫使残障者涌入零工经济，这种“不得已的选择”不应被浪漫化为“励志传奇”。

“终结苦难”才是真正的文明

在社会保障制度层面，文明社会必须用权利保障来代替道德施舍。平台企业承诺承担文景孩子学费是一个值得表扬的善举，但是每个人应当清醒的认识到，从社会层面完善残障家庭子女教育、医疗等保障，才能真正避免把基本权利寄托于企业（家）偶发的善意，这种善意不具有普遍意义，只能提倡不能推广。

社会对特殊人群的认可

文景说“想让孩子看到妈妈在发光”，这句话背后隐含了一种焦虑。通常，残障父母需要通过“超人式付出”才能获得社会认可。

普通人何尝不是如此。

健康的社会，应允许残障者，也包括所有的人，都能够“普通地活着”——做一个普通人，可以疲惫、可以失败、可以不伟大，而不是时刻都要扮演什么“正能量榜样”。

所有的苦难都没有正当性

犹太思想家赫舍尔说，我们应该在苦难中寻找信仰的力量和生命的尊严，而不是简单地赞美苦难本身。面对苦难时，我们应该保持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信仰的坚持，苦难本身并不值得赞美，而是在苦难中展现出的勇气和智慧才值得肯定。

苦难本身没有价值，有价值的是人在苦难中未被摧毁的人性。一个正常社会不会讴歌矿井的黑暗，而会点亮矿灯；一个正常的不会赞美伤口的鲜血，而是应当包扎治疗伤口让它不再流血。